时尚服饰:意大利手工定制的道袍

一名修女正驻足观赏一件时髦的神职服装

意大利阿西西圣方济各托钵修会的第三修道会委托一家主要为意大利神职人员制作服装的公司提供道袍，该公司的设计师伊丽莎贝塔.比亚西提(Elisabetta Bianchetti)于是开始动手修改了圣方济各修会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的服装。从10月22日开始，60名阿西西托钵修士已经穿上了新设计的道袍。

自从去年接受修改道袍的定单以来，伊丽莎贝塔.比亚西提就比许多意大利设计师受到更多的注意，因为意大利对神职人员相当保守，改变他们的传统服装这样的事儿以前从未发生过。意大利国家电视台RAI曾经播放了一部关于比亚西提和新修士服装的记录片，名为“prete-porter”，这是个俏皮双关语，意指意大利语的“牧师”和法语里的“成衣”。

作为米兰大学的斯拉夫历史学博士，39岁的伊丽莎贝塔.比亚西提女士所作的改变其实相当谦逊，对传统也表示了足够的敬意:轻盈的羊毛质地，宽阔而朴实的束腰上衣改成流线型的，朴素的白色腰带绕上三圈，表示遵守基督教的三大誓言――清贫、贞洁、服从。衣服颜色遵循13世纪以来圣方济各的习惯，是未经染色的暗褐色羊毛。最重要的改变是在长袍上添加了普通衬衫都有的口袋。意大利媒体普遍讨论的问题是:委托她制作服装的里诺.特普里尼(Lino Temperini)神父是否曾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比亚西提女士加上两个口袋，好让修士们也有地方搁钥匙链和手机。

1289年教皇卜尼法八世诏书授权圣方济各托钵修会设计一套修士道袍以和“修行隐士”区别开来。那个时代的斗篷很像如今在全世界的方济各托钵修会的褐色或者灰色的束腰外衣。维琴查的一份档案说明直到16世纪圣方济各会托钵修士著名的大头罩才加了上去。在19世纪早期第三修道会的灰色长袍则变成了黑色的。

传统的神职人员形象如今是数字页面和数码产品，而这两个口袋意味着一点数字魅力。“有一点现代小玩意可以让我们和乏味无聊保持一点距离。”纽约圣波纳文丘学院的历史副教授迈克?卡索托神父说，“我们总是过于拘谨，我们怎么就不应该有手机呢？”

在意大利，教会服装是一桩一年2600万美元的生意，包括制作修女头巾、修士外套、牧师做弥撒时穿的十字褡等等。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充当梵蒂冈裁缝的加玛莱利家族的继承人菲利浦.加玛莱利(Filippo Gammarelli)解释说，天主教会服装的改变，“必然与时尚服装有点儿不同”。这也不意味着它的改变和当今世界潮流毫无关系。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1962～1965年)之前，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的服装异常讲究的程度足以让巴黎高级服装店感到羞愧。教皇约翰十三世穿戴奢华缎带、白鼬外套和鸽蛋大小的祖母绿钻石。当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服装却相当谦恭。除了坚持穿白色法衣，教皇的服装和普通教区牧师的服装没多大区别。现在，一切都简化了。

《米兰邮报》哀叹说:“甚至圣方济各也对成衣的魅力屈服了。” 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发言人福托纳托神父的说法更稳当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谦卑和简朴。”

圣方济各修会在全球有33000名托钵修士和嘉布遣会修士，包括世俗的信教徒在内则超过了100万人。虽然是圣方济各修会的一部分，意大利阿西西第三修道会的托钵修士们实在是改装的太少的一群。

按照1971年到1998年的数据，在美国，神职人员总人数下降了21%，欧洲下降了31%，然而在非洲却增长了45.5%，亚洲的增幅达到了48%。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神职事业显出衰落的迹象，而在不太发达的地区则呈上升趋势。

按照以往的传统，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神父和修女受派遣去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如今这种传教模式正相反，越来越多的非洲神父出现在美国的教区和学校里，而许多亚裔修女，尤其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的教区中担任要职。

如今美国修女的平均年龄是69岁，全美的修女数量从高峰时期1965年的18万降到现在的8万人，这个落差对于教育和医疗系统产生了严重影响。过去，这两个系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修女们提供的廉价劳动，也有一些地方的修女数量在增长，但不是在新教区，而是在那些一心想让生活回到“梵二”会议之前的保守派的地区。在第三世界，宗教事业的社团更倾向于遵循传统方式，教长有绝对的权威，这一切，究竟是真的天命呢？还是仅仅是通往更发达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渠道？

出了名的伊丽莎贝塔.比亚西提曾经拒绝了范思哲的邀请，她说:“与设计时装相比，为宗教世界设计服装给我的满足感要更加深刻。”